刑法志

法者，天下之公共；诏者，人主之独出。公共者可覆按，独出者不可覆按。卫之律，郭珣定于永昭，行三百五十余年而篇目不改，可谓久矣；然其亡也，非律之敝，律之外别有所出耳。故读《刑法志》者，不当问其律之宽严，当问其断狱者之所据出于何处。

今序其律之篇目、刑名之增损、谳疑覆奏之法、官当八议之别、诏狱之弊、律令格式之分为一篇。军中论罪之制，具《兵志》；伪冒士籍之罪，具《氏族志》。

卫 律 九 篇

太祖起兵，与众约三事：降者不杀，民财不掠，妇女不淫。从兄取民一牛，斩以徇。及入成都，约法三章以安其民，未暇为律。建统之世，断狱皆用汉律，而参以军令。

太祖之世，显祖为皇太子，军国刑名皆决于东宫。以太祖约法五章太简，不足以周事，命廷尉郭珣集汉律而删之，去其重复，减死罪二百余条，为《卫律》九篇：一曰刑名，二曰盗，三曰贼，四曰囚，五曰捕，六曰杂，七曰户，八曰兴，九曰厩。

其大变者三：一曰移具律为篇首而名之曰刑名。珣曰：「具律者，所以通诸篇之科也。旧列于第六，前不当其始，后不著其终，故断狱者各引其所便。今冠之于首，使凡科条皆有所统。」二曰废傍章、科令之别行者，凡律外之文，非奏而著于律者不得引以断罪。三曰立谳疑之制。

律成，凡文二万六千余言，颁之天下，永昭初复加校定。宁和三年，珣卒，年六十有八，谥曰简侯。自建统至宁光之末，三百六十年，篇目不改，惟增损其条：睿宗太昌四年，用弘文馆之士成《卫氏新律》二十篇，删旧律烦苛者三百余条；然其篇第虽增于九，其大体犹郭珣之旧，故论者不以为改律，以为删律。武宗《长行旨条》、宪宗《太和格式》，则皆附律而行，不敢易其篇目。史臣曰：律之不改，法家以为盛事；然律不改而所以断狱者已改，则不改者其名而已。

刑 名

卫初之刑五：曰死、曰髡钳城旦舂之徒、曰迁徙、曰鞭、曰罚金。死刑有枭首、腰斩、弃市三等。肉刑之黥、劓、斩趾，汉虽除而郡国犹有行者，卫初未尝明禁。

建统二年，牛皞见刺而死，有司请族刺者，太祖斩一人而止，曰：「皞杀人以私怒，彼杀皞亦以私怒。今族其家，是三怒也。」此卫不轻用族诛之始，然犹未著为令。太宗元靖四年，除肉刑，并除诽谤、妖言、诬告三族之令，诏曰：「民有言朕之过者，朕之师也。安得以师为囚？」自是百余年，天下无族诛之事。

其后复行者再：孝厉嘉运中，孔昭以他事族诛；孝殇嗣昌四年，中书令王邵与谋者百余家皆诛，王、谢、周三族一日而尽。二者皆不由廷尉，不引律文，诏出而刑随之。史臣曰：太宗除之于元靖四年，孝殇复之于嗣昌四年，相去二百九十有三年。夫律之一条，立之难而废之易；废之犹有迹，不废而不用，则并其迹亦无之矣。

太宗元靖四年，御史大夫邢岱请除肉刑及诽谤、妖言、诬告三族之令，曰：「刑者所以止恶，非所以毁人之形；言者所以知下，非所以罗人之罪。断人之趾，则终身为废人而国失一夫；坐人之言，则天下皆缄口而人主失其耳。」诏可。于是明禁郡国不得行肉刑，改为笞；除诽谤、妖言、诬告三族之令，罢腰斩，死罪止于斩、绞二等；其应肉刑者，皆以流、徒代之。

世祖绥安三年，定覆奏之制：凡决死罪，在京师者三覆奏，在诸州者再覆奏，覆奏未报而擅决者，以擅杀论。世宗又诏：岁终，廷尉上天下断死罪之数于尚书，著之国计。崇熙三年，天下断死罪四百八十六人，户七百八十万，法家以为极盛。孝厉定安三年，断死罪一千九百余人，而户不及三百五十万。史臣曰：死罪之数与户口之数俱著于籍，二者相校，而一世之治乱见矣。

仁宗兴武元年，会稽徐苌以符水聚众十万，为部将所斩。有司请复妖言之科，尚书令周勰驳之曰：「徐苌所以聚众者，非其言也，其民之无籍无田耳。今罪其言而不理其民，是禁人之呼痛而不治其疾。」诏从之。妖言之科，终卫之世不复立。惟《贼律》增「左道惑众、聚人过百者」一条，坐其为首，不及从者。

谳 疑

郭珣立谳疑之制：郡国有疑狱，不得擅决，具其状上廷尉；廷尉不能决，集公卿议之，奏取诏裁。凡谳，皆书其两说并著议者之名，藏于廷尉之石室，岁上其目于尚书。后有同类之狱，得引前谳为比。

珣曰：「疑狱之上，非以劳天子也。使断者知其上有所覆，则不敢以意为轻重；使议者知其名著于册，则不敢以势为可否。」

自永昭至天纪，二百年间，谳案之藏于廷尉者七千余卷。孝厉承嘉之乱，兰台既焚，廷尉石室之藏亦亡其半。仁宗建始元年，诏求故谳于郡国及故吏之家，得三千二百卷，复藏之。史臣曰：律者，法之文；谳者，法之用。文可以一日而颁，用非百年不成。孝厉一炬，而二百年之用亡其半，其后断狱者无所比，惟视其时之敕而已。

官 当 与 八 议

律之初，无八议之文。凡公族、勋旧犯法，皆临事奏裁，不著为例。宣宗承光二年，大司马苏钦奏立国子学、置州大中正；三年，定荫客之制，并奏「品官当徒」之法：五品以上得以官爵当徒二年，三品以上非十恶不入于狱，奏裁而后论（详《食货》《职官》二志）。三事出于三年之内，士庶之隔遂著于法。

史臣曰：官当之立，其辞曰「所以优礼大臣，使不辱于狱吏」，其实曰「士庶自是异法」。荫客者异其赋，官当者异其刑，中正者异其仕：中正出于宁化五年，荫客、官当出于承光二三年，而士庶之隔遂成。法之立也，其始皆曰「所以限之」；其终皆曰「令有明文」。此语已见于《食货志》，于此复见，非重也，其事本一也。

英宗天宪中，范晏检籍，得诈注士籍者二万余家。有司请以「诈伪」论，晏曰：「彼所以诈者，为其可以荫、可以当、可以仕耳。罪其诈而存其可诈之利，则岁岁有诈者。」议未决而晏废。自是伪冒者益众，至睿宗太昌中，宋昕修《氏族志》，据户籍官簿削伪冒百余家而止（详《氏族志》）。

诏 狱

卫之狱，其正者三：曰廷尉，曰御史，曰郡国。其别者一：曰诏狱。诏狱者，不由廷尉，不上谳，不覆奏。

高宗定远七年，中常侍单泓构东宫巫蛊之狱，收东宫官属数十人于诏狱。章德皇后请与太子俱系诏狱以自明，事觉，泓弃市。世宗即位，终身不畜方士，不听阴事，曰：「先帝几以一狱失其嗣。」

孝厉之世，诏狱大兴。中书通事舍人孔昭增调、发丁、开纳赀之门；御史中丞刘瑾三谏，下狱，狱吏使自诬而不服，死于狱中，年五十有一。及孔昭以他事族诛，狱辞曰：「诏书具在尚书，可覆按也。」有司不敢覆按。

史臣于此再书之。夫孔昭之言，非诡辞也。凡其所行，皆有诏在；诏皆下于尚书，尚书皆书之。然则可覆按者何以不敢覆按？覆按之则罪归于上。故孔昭者，非罪其奸，罪其代人受奸而已。刘瑾三谏而死，孔昭三族而诛，一以言死，一以行死，而所行所言者同出一诏。史臣曰：诏狱之害，不在其杀人多，在其使人不能辨罪之所自出。

仁宗建始元年，尚书令周勰请焚孝厉时构陷之案，凡三千余家。诏可，并诏：自今诏狱所收，三日内移廷尉，不移者，廷尉得直请；凡内出之敕，非经尚书者，有司得执奏不行。此卫制之最善者也。然孝殇嗣昌四年，中书令王邵与谋者百余家皆诛，王、谢、周三族一日而尽，则又不由廷尉矣。史臣曰：善制之立，恃有能守之之人；人亡则制与之俱亡。周勰之诏行百三十年，而不能救一夕之族诛。

律 令 格 式

卫之法有四：曰律，曰令，曰格，曰式。律者，郭珣九篇，定罪之文也；令者，制度之所设，随事而增，无罪名；格者，一时之敕，著为常行者也；式者，官府施行之程序也。

格之名起于武宗。宣威三年，尚书右仆射路整既行均田、并省州郡、定户等，虑有司奉行不一，乃采累朝敕条，删其抵牾者，为《长行旨条》，凡若干卷，附律而行。诏曰：「凡敕条不入《旨条》者，不得引以断事。」史臣曰：此路整之深意也。敕出于一时而行于百年，其弊在杂而不可考；整括之为一书，使敕亦有可覆按者，故武宗之世，虽多所更革而吏不能因缘为奸。

宪宗太和十年，中书令王峻撰《太和格式》三十卷，与《卫氏通礼》二百卷并奏。诏行之。峻曰：「臣所撰者，程序耳。程序具，则吏无所增损；然程序不能使无田者有田。言之而不能行，则徒为党争之资。」

自是律、令、格、式四者具，而实用者格与式。律三百年不改，故其文愈尊而其用愈疏；格式岁有增损，故其文愈卑而其用愈亲。及孝殇之世，州郡断事，问其所据，多曰「依格」；问格之所出，则曰「近敕」。而近敕之出，或不由尚书矣。

徒 流 与 镇 户

肉刑既除，重罪不至死者皆流。流有三等：二千里、二千五百里、三千里，皆居作。初，流人配之边郡，与戍卒杂处。

穆宗绥宁二年置六镇（详《兵志》），自是流人多配六镇，谓之「镇户」。镇户与镇兵同田而异籍：镇兵有兵籍，镇户系于镇将之奴籍，三世而后得除。武川镇将独孤延请除镇户之籍，与镇兵同应州举，不报。

史臣曰：六镇之人所以自谓「戍虏」者，非独无品也，以其与流人杂处，内地遂目其人皆为罪人之后。夫以世兵守边，已使其人世贱；又以流人实之，则其贱不可复雪。祖挺置镇之时，未尝有此意；而百年之后，六镇之心已不在朝廷。凡制之为害，多不在其立法之日，而在其后世之所附益。

孝厉之世，开纳赀之门：入粟得赎徒、流，入钱得除禁锢。庾侃以赀千万得益州刺史，括马倍贡，榷盐税市，曰：「吾之官出于内府，吾之偿亦当出于南中。」史臣曰：赎刑，古有之，所以宽贫弱之误犯者也；卫之纳赀，所以取富室之故犯者也。名同而实相反。自是罪之轻重视其家之贫富，而律为虚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