食货志下

上篇言田与籍，本也；此篇言租调、钱货、盐铁、漕运、寺户，末也。国用不足，其术有二：一曰覈其本，二曰求之末。覈本者难而其效久，求末者易而其效速。卫之三百六十一年，凡当国者能覈本则末不待求而足，不能覈本则末虽尽取而不足。故读此篇者，当以上篇为之根：钱之三铸三坏、盐之三榷三罢、漕之自百万而四百万而绝，其数皆随田籍之虚实而动，非钱盐漕之自为盛衰也。

租 调

卫初因汉制：田租三十税一，口出算赋百二十钱，未成丁者出口钱二十三，丁男岁更役一月，不役者出更赋三百钱。太祖诏流民占著者复三年，无主之田三年而后税（详上篇）。

太祖之世，显祖在东宫，凡军国转输、刑名钱谷皆决焉。乃立均输之法，令郡国岁输其所有，不必致远物；置常平仓于要冲十二所，谷贱则籴，贵则粜；修汴渠、鸿沟之故道，漕东南之粟以给关洛，岁省转运之费什三。度支辛峤主其事，又请薄敛而广储，罢郡国之杂调百余色，惟存租、算、调三者。调者，户出绢帛，蚕乡出绢，麻乡出布，山泽之民输其所有，皆折为绢计。

世祖用兵四十五年，军兴屡加算：绥安中一算增至二百钱，商贾倍算，缗钱有税。度支尚书崔琬上「兵费疏」，争十事而得五六，其所争者，多在加算之当止。世祖每还师，必省徭役、复租税，战殁之家复三世，故户不甚耗。

世宗隆平九年，大司农赵勖罢算赋、口钱，改田租亩四升、户调绢二匹绵二斤，更赋并入于调。勖曰：「算赋出于口，故民匿其口；田租出于亩，故民匿其亩。匿口易而匿亩难，故舍口而就亩。」又请分户为九等，以等出调，不果。

史臣曰：赵勖之改，卫赋法之一大变。自是赋不出于人而出于地与户，民之生子者不复以赋为累，故隆平以后户口日增，至崇熙而极盛。然户无等则贫富同出，赵勖知之而不能行；百四十年后，睿宗太昌中司徒宋昕乃定户等九则，赋役以等出；又二十年，武宗路整因之，以九等定军府所简之家（详《兵志》）。三世相承，其始出于赵勖一言。凡建言之不见用者，未必其言之不行，特不行于其身耳。

武宗宣威元年行均田，租调随之而更：一夫一妇为一床，岁输粟二石、绢一匹、绵八两；奴婢从其主，丁牛不课。视赵勖亩四升之数少其四斗，所以劝垦也；户调之绢自二匹减为一匹，而户析为床，故国之所入不减而民之所出愈均。又撰《长行旨条》以一其岁调，凡敕条不入《旨条》者，不得引以调民（详《刑法志》）。

宪宗承休以后，边费日增，调有加派：曰助边绢，曰军资钱，皆《旨条》所无。有司引近敕行之，州县不能争。孝殇之世，诸将各调其境内，或一岁三调，民不知其所出之名。史臣曰：路整立《旨条》，正欲使调有可覈之数；及加派行而《旨条》不废，则《旨条》所载者，反为民之最轻者矣。

钱

太祖建统三年，铸「建统五铢」，重如其文，天下便之。是时物价平，谷石钱百。

世祖军兴，用度不给，开鼎中铸当五大钱，绥安中又铸当十。于是物价腾踊，谷石钱五百，私铸者众，剪凿旧钱以取铜。太宗元靖二年罢大钱，复行五铢，收私铸之钱销之，三年而价平，谷石钱百二十。诏曰：「钱者，权也。以一当十，是以虚权取实物，非取之商贾，取之农也。」

孝厉广昌二年，铸「广昌大钱」当百。是时中军新溃于潼关，府藏空竭，中书通事舍人孔昭主之。行之期年，谷石钱二万，民间不用钱，以谷帛相易。州县收租调亦不受钱。史臣曰：钱之为物，其信在官。官自破其信，则虽有百炉，铸者皆废铜耳。

仁宗兴武五年，罢大钱，复五铢，收铜于民而不夺，以绢易之。武宗宣威七年铸「宣威五铢」，岁铸二十万贯，与均田同时，谷石钱八十，卫之钱法至是最善。

宪宗宁德中，铜绝，钱不足用，诏绢帛与钱兼行，公私出纳皆折绢计。自是钱日轻，绢日重，而绢之精粗无常，官吏得以意为高下。孝殇之世，州郡不复用钱，诸将之赏赐皆以绢粟。

史臣曰：卫之钱，三铸而三坏：世祖坏于兵，孝厉坏于诈，宪宗坏于铜绝而实坏于绢重。夫绢之为币，非古也，起于钱不足信。钱不足信，则民自求其可信者；谷帛可食可衣，故民信之。观一国之币，可以知其官之信否。

盐 铁 榷 酤

显祖时，或请置盐铁之官如汉武故事，辛峤不可，曰：「常平所以平价，非所以取利；盐铁所以给用，非所以夺民。今户口未复，先立取利之官，是教有司以急。」显祖从之，故卫初无榷。

高宗宣宁中，绝和亲、闭关市，将大举，乃开盐铁之官，置均输、平准，以佐军兴。史臣曰：与民争利之端，实自高宗启之；然非高宗之过，三十年用兵之势然也。世宗宁化二年，大司农赵勖罢均输、平准，而盐铁不能尽罢，乃定其价，郡国与大司农中分其入，禁吏因缘为奸者。帝谓群臣曰：「先帝以盐铁佐军兴，兵罢而官不废，非先帝之过，事势然也。朕不能罢之，能薄之而已。后世有能罢之者，朕之志也。」史臣曰：世宗此言，卫一代言利之最平者。知其不能罢而不讳其不能，与后世书「已受足」者，相去何啻霄壤。

孝厉之世，益州刺史庾侃榷南中之盐，税市括马，倍其岁贡。侃曰：「吾之官出于内府，吾之偿亦当出于南中。」南中之民苦之，然犹为朝廷守边二十年，蛮夷不入。史臣曰：卫之取于南中者如此，而其所以报之者，一祠而已；及兰台焚，其祠亦废于兵火而朝廷不问（详《氏族志》）。

英宗平昌四年，罢盐铁之官，专税其课；又定均输折绢之法，郡国以远近折其调；开河渠三十六，溉田数万顷。武宗承之，置盐官于海滨及解池，什一而税，不禁民煮；铁听民冶而税之，不置官冶；酒则罢榷，但税其肆。史臣曰：武宗之法，税而不榷。税者，取其什一而听其自为；榷者，尽夺其利而官自为之。税则民与官俱得，榷则官得而民不得，其始官所得倍，其终并官亦不得。

宪宗宁德中，边费不给，改盐税为官榷，尽收煮盐之利，禁私煮，犯者以盗论。岁得倍于旧，二年而私煮者众，盐价三倍，河北之民有淡食者。度支言：「所增之课，不足偿捕私之费。」不听。

孝殇之世，诸将各榷其境内之盐铁，国不得一钱。丞相贺兰骧欲收之，府库无以给军，遂止。

漕 运 与 常 平

常平十二仓立于太祖之世，在洛、汴、河内、荆、扬诸要地，贮粟三百万斛；汴渠、鸿沟既修，岁漕百万斛入洛。宗湛之水军护之，夏口之戍，宗氏子孙世领之（详《兵志》）。

马陟徙关东之民三十四万口于荆、扬，随口给田，置县二十三。当时以为徙民之费，百七十余年后，三吴遂为财赋之地。世宗崇熙中，岁漕三百万斛，东南之赋居天下三之一。

孝厉之世，仓廪皆空，漕不满二十万斛。兰颉据关中，漕路断，洛阳仰给于荆、扬而已。

仁宗永熙中，中军三府行营田，大司农常隽岁得谷四百万斛，通褒斜之道以粟给关中，关中始复。武宗德昌中，岁漕四百万斛，复立常平十二仓，储粟八百万斛。宪宗昌宁之末，仓储不满百万。孝殇嗣昌以后，漕绝。

宪宗时又有「和市」之法：官以钱帛市民之物以给军，其价视时直减三之一，谓之「和」，实强之也。度支尚书谢渊争之曰：「名之曰和，则民不得诉；不得诉，则减价者岁增。臣请复其名曰『科市』，使民知其为科，官知其为夺，则犹有所惮。」不听。史臣曰：谢渊争「已受足」三字于太和，争「和市」二字于承休，皆争名而不得。人以为迂。夫名者，事之所据也；名不正而欲事之正，未之有也。

寺 户

浮屠之教，自世祖通西域时入，开鼎中始有寺于洛阳。太宗、中宗之世，寺不过数十区，僧尼数千人。宣宗以后渐盛，孝厉之乱，民苦调发，多逃入寺以避租役，寺户始众。

寺有田而不输租，有户而不入籍。其民佃于寺者，输其收之六于寺而自留四，谓之「寺户」；虽重于官租，而无调发之扰、无兵役之征，故民乐就之。

穆宗承熙二年，度支尚书卞恢核寺户，行之六年，得户二十六万、口一百六十万，田三十四万顷（没入官者二十二万，还主者十二万），皆不在州县之籍。恢不毁一寺，但榜示天下：「佃于寺者输六留四，为编户者输三留七。」旬日而散其半。承熙三年，青州沙门法充聚寺户三万据郡城，讨斩之，死者三千。恢卒于绥宁六年。

宪宗以法充之乱为戒，终身不复核寺户。孝殇之世，天下寺三万余区，寺户四十余万，田六十余万顷，皆无籍。丞相贺兰骧欲取寺田以给客兵，僧徒诉于宫中，事寝。

史臣曰：卞恢之术，卫之善政也。不毁一寺而户自归者半，何也？民之入寺，非慕其教，避其役耳；使编户之输轻于寺户，则不待驱而自出。故治寺户者，不在毁寺，在使为民者不苦于为寺户。宪宗惩法充之乱而不复核，是因噎而废食；且法充所聚者三万，恢所归者九万余，得失之数甚明，而后世但记其死三千。凡一事之利害并见，人主之所记，常在其害。详具《释老志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