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 渊
谢渊字彦回，陈郡阳夏人，温成皇后之从父兄也。宪宗太和初为度支尚书。
太和之初，天下户口九百六十万，垦田之数为卫朝之最，仓廪之积可支十年，边烽不举者十有余年。朝廷无事，帝日与儒臣讲论经义、修撰礼书，士大夫称为文治之极。
太和六年，渊上言：「关中、河东之田已无可授，而丁口岁增二十万。臣按诸州之籍，皆书『已受足』，无一言不足者。臣问之州郡，曰：『言不足则罪在守令，故不敢言。』夫籍者，所以知实也；今籍不书实，是国失其目。请徙狭乡之民于宽乡。」
帝下其议。州郡言：宽乡之田，多为豪右、寺观所有，非国之闲田也。议者请覈之。帝曰：「覈田者，孝厉之世三吴几乱，英宗以之失民。今天下无事，何必生事。」乃止，唯诏所在劝民垦辟而已。
渊复上疏曰：「陛下所畏者，『检籍』『覈田』之名耳。臣请不名覈田，名曰『均授』：但令州县以见田授丁，其不足者具数上尚书，不追既往，不问其田之所自来，不罪一守令。三年，则天下之实可知。知其实而后议其可否，犹未晚也。」
帝曰：「知其实而不能授，徒使民怨。」不许。
渊退而叹曰：「陛下不欲知者，恐知而不能为耳。然不知而不为，与知而不为，其为不为一也；而不知者并失其备。他日有变，朝廷且不知其所以变。」
自是有司岁上籍，皆书「已受足」，不敢言不足；而民有受田十亩而输一夫之调者，鬻其桑田于豪右而身为佃客。十年之间，天下编户之田入于豪右、寺观者三之一。
渊以承休二年罢为光禄大夫，以清河崔珽代为度支尚书，四年卒，年六十有六。
祖 颐
祖颐字元粲，范阳人，穆宗时五兵尚书祖挺之曾孙也。以家世置镇，习知六镇之情。宪宗承休中为兵部尚书。
承休二年，诸府上言，兵之亡者什二三。有司请严法：亡者斩，家人没为奴。帝以为太重，改为「亡者杖二百，还其府；三亡者流」。然逃者愈众。
颐言曰：「兵之亡者，无田故也。武宗之府兵，受田而后为兵；今授田不足而番役如故，京师宿卫，远者岁一往返，行道之费皆自备，有司又益以杂役。兵之破产者众，故亡。陛下减其役而不与其田，是使之贫而缓死耳。请先覈其府之受田实数，不足者免其调、减其番，能补其田者补之。」
帝减番役之远者其半、免贫兵之调，而覈田之请不行。承休四年，兵部覈天下军府，二百八府之中，员足者不及百府；诸府乃以浮浪、亡命充其数，谓之「客兵」。客兵无田，仰给于将，兵之心遂系于将而不系于国。
宁德二年，六镇宿卫有以事忤中书者，坐罪免归，其众鼓噪。帝命慰谕，赐帛而遣之，且诏减六镇宿卫之额，以畿内子弟代之，诏曰：「宿卫者，天子之亲兵，宜用近甸之人。」朝士称便。
颐独谏曰：「武宗置六镇宿卫，非为其近，为其心也。弘定二年，先帝身至武川，食其食，阅其甲，然后老卒肯言其田之被并；集六镇之士于城下，曰『朝士谓卿等曰戍虏，朕闻而耻之』，然后六镇之心定。夫予人以敬，先帝以一身临之而后得；今陛下以一诏夺之。臣之曾祖置镇于八十年之前，所虑者兵之属将；今镇人复自谓戍虏，则其属将也必矣。」
不听。自是六镇之人复自谓为「戍虏」，其怨甚于睿宗之时。何者？睿宗之世未尝贵之，武宗贵之而复贱之，故其怨深。
宁德三年，帝造九级浮图于洛阳，高四十丈，费钱三万万。颐又谏曰：「陛下之浮图高四十丈，臣之府兵籍空四十万。四十丈者仰之而见，四十万者按之而无。愿陛下先按其无者。」帝怒，颐坐忤旨免官，归范阳。昌宁元年卒，年七十有四。临终语其子曰：「六镇之怨，二十年而再作。武宗一巡而得其心，今上一诏而失之。得之难，失之易，天下之事皆然。吾家三世言镇事，至吾而止矣。」
王 峻
王峻字文昭，琅邪临沂人，中书监王愔之子也。宪宗时为太常。
太和六年，度支尚书谢渊请「均授」，帝以「均田者，先帝之法」拒之，谓侍臣曰：「先帝之法，所以不行者，守之者不一也。三祖以来之诏令，散在有司，各以意引之，守者无所据，故言者得以为辞。」峻因上言：「睿宗之《五礼》，定于建明，其时未有均田、府兵之制；且家礼听其自为，则天下之礼出于私门，而国典反不能该。请并家礼而著之于国典。」太和七年，诏修《卫氏通礼》及《太和格式》，以峻总领之，尚书左丞颍川郭微分主《格式》。微，睿宗时廷尉郭琮之孙也，取太祖以来诏令三千余通，删不行者千二百通，定为三十卷，尝曰：「臣能编其文，不能编其实。」
帝端重寡欲，好读书，通《礼》《律》，尤谨于故事，凡有所议必稽先朝之诏令，曰：「三祖之法备矣，守之而已。」峻与太常博士、弘文馆之士三十余人撰之，太和十年成，《卫氏通礼》二百卷、《太和格式》三十卷。冠婚丧祭之仪、朝会宴享之节、宗庙禘祫之序、府兵番上之仪、授田之节，无不备具；其大者，定「公礼从官品，家礼从乡品」，凡冠、婚、丧、祭，以中正之乡品为等。士族皆曰：「王中书能终其父之志。」又正历朝诏令之次，附律而行。士大夫称为盛事。峻迁中书令，微迁廷尉。
峻尝以《通礼》成，进于殿上。帝喜，遍示群臣。度支尚书谢渊在侧，帝顾问之，渊对曰：「臣不知礼。臣所知者，关中之丁二十万无田可授。」帝不悦，罢朝。
峻退，语其子邵曰：「谢公之言是也。然臣之所能为者，礼耳。使吾能授田，吾岂修书。人各尽其所能，而国之所急不在吾所能，此吾之所以夜不能寐也。」
峻在中书十有六年，未尝一言及田赋、兵籍之事。或问其故，峻曰：「言之而不能行，则徒为党争之资；不言而修其书，犹可以传。」
昌宁元年卒，年六十有八，谥曰文献。子邵，孝殇时为中书令，辅政。
初，睿宗修《氏族志》，峻之父愔争之而不得，曰：「使谱牒之存亡系于胥吏之笔，则今日削人者，明日为人所削。」及嗣昌四年，贺兰骧入洛阳，诛王邵及朝士与谋者百余家，王、谢、周三族一日而尽，愔之言遂验。而《卫氏通礼》二百卷、《太和格式》三十卷，藏于秘阁，兵火不及。兴祖光武皇帝再造之后，取以定礼，行之至今。
论 曰
宪宗在位二十有六年，宫室无所增，苑囿无所广，未尝有一失德之事，而天下之势自是浸衰。史臣书其无失德，非美之也，欲使读者知：人主之败国，不必以失德。
太和之世，三事并作：授田不足，府兵逃亡，六镇复贱。三事皆有人言之。谢渊言田，请「不名覈田而名均授，不追既往，不罪守令」，其法至平，帝曰「知其实而不能授，徒使民怨」而止；祖颐言兵，请「先覈其府之受田实数」，帝减其番役而不覈其田；祖颐言敬，请勿减六镇宿卫，帝不听。三请皆非难行，而皆以「今天下无事，何必生事」拒之。
「无事」二字，卫之亡辞也。夫无事者，未发之谓，非无病之谓。籍书「已受足」而实不足，是无事于籍而有事于田；府书员足而实客兵，是无事于簿而有事于兵；六镇受帛而归，是无事于朝而有事于边。人主观其无事而安之，及其发也，一日而三者俱至。故曰：治世之忧，不在其有事，在其以无事自安。
且帝之所以敢言「何必生事」者，有所托也：托于英宗检籍之扰，托于穆宗核寺之乱，托于太宗之宽。范晏一罢而「检籍」为天下所畏，卞恢一劾而「核寺」为天下所畏，太宗之宽本以救穷兵之敝而后世以为不更张之据。夫善政之名一败，则百年无人敢举；祖宗之名一被托，则怠者皆有辞。宪宗之不为，非独宪宗之罪，亦三百年积讳之所成也。
谢渊、祖颐、王峻，三人者皆知其病。渊言之而不用，颐言之而免官，峻知之而不言，退修其书。史臣于王峻，不以其不言为罪。何者？峻曰「言之而不能行，则徒为党争之资；不言而修其书，犹可以传」，其言可哀而不可非。及国亡，士族尽于洛，而《通礼》二百卷独存，兴祖取以定礼。夫一代之人尽矣，而其所修之书传；使峻当日弃书而争田，田未必得，书亦亡矣。然则峻之所守，亦一道也。特天下不可皆为王峻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