兰 颉
兰颉，屠各种也，居安定。父尝为护胡校尉部曲督，从征有功，当封而有司以其非编户不与，郁郁死。颉少牧马，不识字，膂力过人，能引弓十石，诸部畏服之。
先是，宣宗籍内徙诸胡之丁口，与编户同租调，置护胡校尉抚之，本以护其被掠者。及乐彦卒，校尉之职多以货得，所至括胡马、胡丁以自入；豪右、边将私掠胡人为奴客者无复禁令。胡户之著籍者三十余万，至广昌之初，存者不能十一。颉尝语其众曰：「吾父有籍而不得封，吾属有籍而不得为民。籍之何为？」
广昌二年，关中大饥，护胡校尉督租如故，且括马二万匹以输内府。颉杀校尉，聚众于安定，旬月之间，关中胡户十余万落应之。豪右苦于加调，亦多阴助之，或开壁以纳。
朝廷发中军八万击之，以侍中之子滕徽为帅。颉伏骑于渭曲，纵之深入而击其后，中军大溃，死者五万。诸镇之兵，自英宗以次罢废，无可赴援者。颉遂据长安，自称大将军、雍州牧。
颉得河东寒士邓昭为谋主，昭为草檄，布告州郡。颉不识字，使人读之，听毕，抚膺曰：「吾意正如此，恨不能自言。」自是关中、并州失意之士，从者甚众。
颉据关中二十余年，不置郡县，不理户籍，不修水利，唯以兵取粟。邓昭数谏，请立郡县、籍其众、均其田，颉曰：「立籍则吾属复为编户矣。」不用。昭遂求去。
嘉运二年，颉东出潼关，破弘农，梁王璩死之，世子瓒奉神主东奔。三年，围洛阳，孝厉弃宗庙东奔。颉入洛，焚兰台，掠宫室，不能守而还长安。定安中，孝厉弑于陕，仁宗即位于下邳。
颉老而多疑，其部落之帅稍稍离心。仁宗光复元年，韦崇将中军十万出潼关，不急攻，先取弘农、上洛，断其东出之道，招其部落之未附者，许以田籍。诸胡帅多有降者。二年，颉尽众北渡渭，战于高陵，大败，走保长安。三年，韦崇射田券入城，屠各帅卜泰持券杀颉以降，长安溃，颉年五十有七。
仁宗至长安，罢护胡校尉，其事归郡县，诏曰：「先帝置校尉以别之，别之则终为异类。自今唯有编户，无有胡汉。」自是关中之乱不复作。
邓 昭
邓昭，河东人，寒士也。英宗天宪四年立秀才科，昭与同郡翟固同岁中第，人称「河东二生」。
昭授郎，出为县令，历三县，皆有能名，而十年不得迁。吏部有荐之者，尚书曰：「其门户非清品，用之则众议不与。」昭闻之，遂弃官归，耕于闻喜之野者七年。
广昌之乱，昭往见兰颉。颉曰：「汝士人也，何为从我？」昭曰：「士人无所归，故从公。」颉与语三日，大悦，以为谋主。
昭为颉草檄曰：「朝廷以门第取人，以货财取官。士有才而不得进，民有田而不得食，胡有籍而不得为民。吾属非欲乱天下，天下已乱，吾属求生耳。」檄至，关中、并州失意之士，从者甚众。识者曰：「胡之乱，兵也；士之从乱，心也。兵可破，心难复。」
昭为颉画三策：一曰立郡县，收关中之士为吏；二曰籍其部落与关中之民为一，均其田；三曰东结徐苌，南收汉中。颉皆不能用，唯用其兵。昭叹曰：「公能破一朝廷，不能立一郡县。破者一日之事，立者百年之业。公之众，兵也，非民也；无民则无粮，无粮则十年而已。」遂弃颉去，亡匿于河东山中。
光复三年，关中平。仁宗购而得之。或请诛，帝曰：「使昭得志于朝，安肯为贼草檄。」赦之，授雍州治中，使理关中户籍。
昭在职七年，尽复三辅之籍：胡汉一切编户，愿为兵者隶中军，给田于泾、渭之南；愿为农者，与汉民同租调；豪右所匿之奴客，限期自占，前事不问。得户四十七万、口二百一十万。诏加秩，昭辞曰：「臣以罪人理籍，得赎其罪足矣。」
尝东至洛阳，求翟固之骨不得，祭于其故宅，恸哭曰：「子留而死于乱兵，我去而生于贼中。天下之取士，使二人皆不得其死所。」永熙中卒于长安。
徐 苌
徐苌，会稽人也，本三吴之民。少学符水疗病，颇有验，乡里事之。
孝厉之世，三吴苦加调、发丁夫，且畏检籍之复行，人情汹汹。苌为人疗病不取直，且曰：「入吾道者，吾为之祈，可以免疾，可以免役。」民有不能任调者，托为道民，弃其田宅而依之，官不能问。苌尝语其徒曰：「吾不能与官争籍，吾能与官争人。人入吾道，则不在官籍矣。」旬月之间，道民数万。
嘉运元年，会稽太守捕其徒，苌遂起兵，杀太守，转掠三吴，众至十万。江南财赋之地，转输遂绝。朝廷内外交困。
苌之众，本皆编户之民，无甲兵，无部伍，所过唯取粟而已，不能立城守。或劝苌称王，苌曰：「吾不欲王。吾欲天下之民皆不入官籍耳。」其众亦不知所归，唯日聚而听其符水。
仁宗建始元年，下诏罪己，罢孝厉时所增户调，发丁夫者悉遣归。诏至三吴，苌之众解散者过半。兴武元年，帝遣使赦其罪，许其归农而以兵临之。苌党相疑，其部将斩苌以降，三吴平。江湘之赋复通，转输一岁而给。
其后浮屠之教大行，寺院有田，僧尼免调役，天下依寺为佃者数十万，州县不敢问。英宗尝沙汰沙门，核其籍而已，不能禁。识者曰：「徐苌之道亡，而依寺者益众。其托不同，其欲脱籍一也。」
论 曰
三人者，一胡帅，一寒士，一妖人，其所起不同，而其所争者一：籍而已矣。兰颉之父有籍而不得封，颉曰「籍之何为」，此争籍之名而不得其实者也；邓昭有士籍而十年不出县令，此有其籍而不得其用者也；徐苌之众，苦调畏检，托于符水以自免，此欲弃籍而求生者也。三者之情不同，而皆归于兵，则朝廷之失，不在于籍之有无，在于籍之不平。
夫籍者，国之与民相约之券也。民入于籍，则国当予之田、予之法、予之进身之路；国不予而但取之，则籍为取民之具，而非相约之券。取而不予，久之则有籍者不如无籍。有籍者不如无籍，则版籍虽存，人心已去。孝厉之世，三者并作，非偶然也。
然亦有可观者。兰颉不能用邓昭立郡县、理户籍之策，曰「立籍则吾属复为编户矣」，故据关中二十余年而无一岁之储，卒以自敝。徐苌不能立城守，一诏罢调而其众解半。是知以乱兴者，必以不能治终。仁宗之平二乱，不以兵而以诏：罢增调，遣丁夫，令自占，前事不问；而后以兵临之。兵者，收其末；诏者，去其本也。
至于邓昭，以贼之谋主而为朝廷理籍，七年得户四十七万，仁宗赦之而用之，曰「使昭得志于朝，安肯为贼草檄」。此一言，可为百世取士者之戒。夫天下之才，不为国用则为乱用，未有能自弃者也。英宗立秀才科而使之为浊流，孝厉罢秀才科而使之无所归，于是三百人之中，得一邓昭而已失之，得一翟固而不能保。史臣列邓昭于叛臣，而备书其理籍之绩，非欲乱其类，欲使读者知：叛臣之才，即国家之才；其所以叛，未必其性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