穆宗孝桓皇帝

穆宗孝桓皇帝讳纪，仁宗长子也，母宣穆皇后臧氏。生于陈国。孝厉之乱，仁宗起兵下邳，帝年五岁，从母居军中，长于兵间。仁宗即位，立为太子，时年七岁。

及长，历监国十有六年，凡营田、军廪、户籍之事，皆预闻之。永熙五年，仁宗崩，帝即位，年三十有一，改元承熙。

帝奉仁宗手诏三病，书之屏风，朝夕视之。尝谓侍臣曰：「先帝所以未治者，非不能也，时不可也。今天下无事者二十年，朕若复以时未可辞之，则终无可治之日矣。」

承 熙 · 核 寺

自孝厉之乱，浮屠之教益盛。英宗之末，寺千余区，僧尼八万；定安中，寺二千余区，僧尼十五万。仁宗宽自占之令，而不及于寺，民之避调役者，或施田于寺而身为寺户，或剃发为僧而不著于籍，寺院乘之，隐匿尤众。承熙之初，天下寺八千区，僧尼五十万，寺户租输于寺而不输于官，郡县不敢问。

承熙二年，用度支尚书卞恢之议，诏立僧籍，归祠部掌之；度僧有定额，州郡岁度若干人，皆试其经业，私度者罪其师，还其人于本县。寺田限之：大寺不过百顷，中寺五十顷，小寺二十顷，逾者没入，以给流民及僧祇之贫者；施田之在寺者，验其券，券在十年之内者还其主。寺户尽编于县籍，输租调如编户，唯留其洒扫、营缮者，大寺三十户，以次递减。恢不毁一寺，不逐一僧，但榜示天下曰：「佃于寺者输六留四，为编户者输三留七。」

皇后卢氏奉浮屠甚谨，有私寺在范阳，田逾限二百顷，后自表没之，曰：「臣妾之家，请自妾始。」于是贵戚之家不敢隐。

承 熙 · 法 充 之 乱

诏下，天下沙门大扰，而青州为甚。

法充者，城阳农家子也。少贫，以其父之田施于城阳之宝积寺，身为寺户，后剃发为僧，善讲《弥勒下生经》，辩而有众，遂为寺主。寺有田八百顷，佃客三千家，皆近县之民以田施寺者也。恢之使至城阳，验其券，券在十年之内者还其故主，凡六百顷，佃客三千家编为县户者二千。充失其田之大半，佃客之长者又皆归县，由是怨望。

承熙三年四月八日，城阳四县之民会于宝积寺浴佛，数万人。充升座说法，出一金像，曰：「此弥勒像也，昨夜自地涌出。」因言：「弥勒当下生，下生则世界清净。今官夺佛田，是魔也，佛法将灭。入吾众者，其名书于弥勒之籍，不书于县籍；不输官调，不服官役。」众哗然，争请受戒。充即以寺之佃客为部伍，以僧为将，号「弥勒军」，是夜攻城阳郡城，杀太守及检寺之使者，焚其县籍与新造之僧籍，据城。旬日之间，众至三万，僧俗从者又数万，分掠东莞、北海之境。

青州刺史发州兵击之，不利。诏至，群臣或请尽毁天下之寺以绝其根。帝以问皇后，后夜见帝，泣曰：「法充聚众攻郡县，是贼耳，与浮屠何与。陛下核籍而不核教，故僧之贫者亦以为便；若毁其像、焚其经，则五十万人一朝为敌矣。」帝深然之，明日下诏曰：「乱者，法充也，非浮屠也。朕所核者籍，不核其教。有司毋得毁像、焚经、逼僧还俗以为功。」

乃命武卫将军卓暹将中军二万讨之。暹者，韦崇之旧部，光复之役以校尉从崇战于高陵者也。卞恢自请曰：「乱起于臣，臣当自解之。」帝以恢持节，与暹偕行。

暹至临淄，先分兵守北海、东莞之要，绝其四出之路，而后进围城阳，筑长围而不攻。诸将请急攻，暹曰：「城中者，三千寺户与其数万之乡人也。韦公以田券下长安，吾不能以刀下城阳。」

恢乃榜其令于城阳四境，曰：「所还之田，皆有券，主名具在，可自视也。从充者，非其田之主，乃其田之佃也。汝为寺佃，输六而留四；为编户，输三而留七。汝自计之。」又以其券之副系矢射入城中。城中之人相与语曰：「弥勒之籍，输六留四；县籍，输三留七。」旬日，缒城而出者过半。

充知众心已离，将其亲信千余人夜突围，欲走东海入于海岛。暹伏兵于城东之津，击之，充败走。其佃客之长王蚝者，旧为宝积寺之寺户，恨充之夺其父田，执充以献。暹斩充于城阳市，余众悉降。自起事至平，凡四月，前后死者三千人，官军居其一。

暹入城，禁军士掠，还降者于其乡，给以县籍，复其租一年；宝积寺不毁，以他僧主之。

事平，恢奏曰：「臣得田三十四万顷，而青州之乱，死者三千。臣请自劾。」帝不许，曰：「卿之罪在急，不在核。卿归朕百六十万口，失三千人；以三千废百六十万，朕不为也。」

道士献书，请因是禁佛而独尊道，帝曰：「朕核籍耳，不为一教。使道有寺户，朕亦核之。」并核道观之田籍如寺法。

行之六年，还俗者三十万人；寺户编为县户者二十六万户，口一百三十万；寺田没入官者二十二万顷，施田还其主者十二万顷。天下调赋，岁增绢百三十万匹。仁宗三病，其一遂治。

宣 明 · 收 兵 柄

承熙八年，明年改元宣明。宣明元年，雍州牧、京兆郡公韦崇卒，年七十有六。崇镇长安十有八年，关中之兵、新编之胡汉，皆其部曲；子敦袭爵，嗣领其众，朝廷不能夺。

帝不夺其兵，而先夺其籍。诏：天下兵之名籍、廪给、赏格，皆归尚书五兵曹，岁一勘会；镇将得统其人，不得自补其阙、自给其廪。又立更戍之制：中军三府之将，三岁一更；诸镇之兵，岁遣三之一番上于京师，谓之番兵。番上者，帝亲阅之，赏赐加等，故士乐赴焉。

宣明三年，分雍州之西置岐州，割其半；又置行台于长安，以文吏为行台仆射，与镇将分掌财赋。韦敦不悦，称疾。帝乃征之入朝，拜太尉，尚公主，位特进，赐第、赐田，礼遇冠于群臣，而不复出镇。韦氏子弟为郎、为守者十余人，无一人罢黜。敦终身富贵，卒于京师。

议者以为帝之待韦氏，犹世宗之待樊氏也。帝曰：「非朕能之，先帝之遗泽也。使先帝尝杀一功臣，朕今日必不能不杀。」

然帝所能收者，中军与关中而已。河北诸镇，自仁宗授以世袭，公孙骞之子纂嗣领幽州，纂之子又为其副，兵之土著，将之私属，帝虽以文吏领其簿书，而不能易其将。宣明九年，帝尝欲更之，尚书令谏曰：「北虏未靖，河北诸镇者国之藩篱。更其将则边乱，边乱则中国动。」帝乃止，叹曰：「吾能收其近者，不能收其远者。」

绥 宁 · 辟 土

先是，承熙五年，五兵尚书范阳祖挺上疏，请置镇于北边，以世守之兵代世袭之将，曰：「诸镇世袭者，其将也；今镇世守者，其兵也。将世袭则兵属于将，兵世守而将三岁一易，则兵属于国。」帝曰：「善。此以镇代镇也。」然虏未破，镇不可立，议遂留中。

宣明九年，改元绥宁。乌洛可汗之孙伏延，并塞外诸部，控弦十余万，寇朔方，杀云中太守，掠五原之民二万口而去。

绥宁二年春，帝自将中军六万、番兵四万北伐，出朔方，祖挺从行。内徙胡酋云中独孤延，率其部五百家为向导，言阴山北之水草、泉井，历历如指掌。幽州公孙纂遣骑五千、马三千匹从征，帝嘉之。

夏五月，伏延悉众十万逆战于阴山北之黑水。帝阵于水南，以番兵之骑居左右，中军强弩居中，谓诸将曰：「番兵者，天下诸镇之子弟也，今日使虏知天子之兵非独中军。」伏延之骑先犯左军，番兵坚不动；中军之弩继发，虏骑乱；帝遣独孤延将其部骑绕出黑水之上游，焚其庐帐，伏延北走。是役斩首二万，得所掠五原之民万余口，皆还其乡。

诸将请深入穷追，帝曰：「先帝戒朕毋速其变。吾此行，取地不取人。」乃止于阴山，不复北。

于是用祖挺之议，缘阴山之南，度水草之便，置六镇于北边：自西而东，曰沃野、曰怀朔、曰武川、曰抚冥、曰柔玄、曰怀荒，各屯甲士万人，且耕且守。镇兵取于内郡之愿徙者、诸镇之愿改隶者及内徙胡之愿为兵者，人给田百亩，复其租赋，世守其地；镇将以中军将校及内徙胡酋子弟为之，三岁一易，由朝廷除授；镇兵之子弟，得与内郡之士同试为郎。以独孤延为武川镇将。贺兰突之后，居代北三百余年，其种落至是多入武川、怀朔为兵。

是时诸镇之士皆自负为国爪牙，趋之者众。或问挺：「将可三岁一易乎？」挺默然久之，曰：「给田百亩，故其兵可世；镇将三岁一易，则新至者不知其地，边有急而不能应。此臣所未能定也。」

绥宁三年，皇后卢氏崩，帝为之罢北巡之议一年。

四年，遣敦煌索绰使西域。绰者，西域长史索朗之后，世习西域之语。绰至伊吾，诸国之使来会者二十余，皆言「索长史之孙来矣」，诸国复贡。帝不置都护，但立伊吾屯田，戍卒二千，商旅得通而已，曰：「都护者，四方之责也。朕力足以通商，不足以责贡。」

五年，东抚朝鲜之属国。先是孝厉之乱，乐浪之南北皆为土豪所据。帝以任彧为乐浪太守，彧至，不用兵，但出世祖时盖恂所立之约，读于浿水之上，曰：「盖太守之约，县吏什七用土人，汉商欺民者禁。朝廷复其约，不复其兵。」土豪之在乐浪之半者皆受约，复置乐浪之半。

是岁又南开牂柯、日南之道。交州刺史廖蕃，廖宣之后也，修宣所凿之浦，复通日南之外徼，舶至者岁数十，交州之赋复入。蕃请置市舶之吏，帝曰：「廖宣之言『南人所以安者，以吾取之薄也』，朕犹记之。」不许。

至是卫之封域，虽不及世祖之盛，而北有六镇，西通伊吾，东复乐浪之半，南通日南，比高宗之世无所减。群臣请封禅，帝不许，曰：「先帝不受于既复之日，朕何敢受于既守之时。」

绥宁五年，祖挺卒，年七十。

清 和 · 未 竟

绥宁六年，改元清和。天下无事，仓廪充实，户口比仁宗之末增五百万。

先是，仁宗以军兴用寒士于军府，天下既安，军府裁省，其在职者多罢归。宣明八年，故军府仓曹杜秀上书曰：「兵兴则用臣等，兵息则弃臣等。臣等之父兄，陈王府之士也，以兵与谷事先帝，先帝不问其门；今天下安矣，而吏部复问其门。是朝廷之用臣等，如用器也，用毕而藏之。」帝览之恻然，诏所罢者授以郡县之职，然位不过令长，怨望者众。秀辞不受，归为太学博士，帝使授皇子章经。清和元年，立章为太子。

帝乃议仁宗所遗第三病。清和二年，诏欲罢州大中正，以尚书铨试代之，凡九品之第，皆取吏能。诏未下，中书侍郎琅邪王愔上言曰：「中正者，天下之士所以自重也。今使士之品出于铨试，则士与吏同，清流耻之矣。」公卿大臣、州郡守相和之者百余人，或称疾，或托丧，选事为之停滞者三月。会北边有警，帝遂寝其议，唯诏：寒素由秀才、军府进者，得为清望之官，其序与甲族同。

诏下，行之数年，得为郎、为侍御史者数十人。常隽之孙遵，以明律为侍御史，入台之日，同列之出于甲族者皆移席，不与同坐，曰：「常氏，仓吏之后。」遵独坐三月，未尝一言。帝闻之，怒，欲罪其首者，王愔曰：「陛下能使之同班，不能使之同席。席者，士之私也。」帝默然。而三公、州牧，终不出于旧姓。

士族又自为婚姻，王、谢、卢、郑诸家，约不与寒素、镇人为婚，其家法曰「不与非类为姻」；寒素之子，虽为二千石，不能娶甲族之女。于是清浊之隔，不在于官，而在于婚与席。

清和三年，侍御史常遵劾中书侍郎王愔之兄子占寺田逾限，事下有司。士族共言：「寒人得志，必以苛法报其宿怨，此孔昭之余也。」「孔党」之目，复起于朝。有司不敢按，事寝。遵出为县令。杜秀闻之叹曰：「孔昭之死五十余年，而其名犹可以杀人。士族所恶者，非昭之聚敛，昭之出于寒门耳。」

武川镇将独孤延入朝，请置学于六镇，教镇兵之子弟，使得与内郡之士同试，曰：「朝廷予我田，不予我路。田可以世守，路不可以世无。」吏部言镇人不习礼容，笺奏不工，置学无益，不报。

识者曰：「昔陈王府之士，今为郡县之吏；六镇之子弟，今为朝廷之戍虏。一者用之于兵兴而弃之于兵息，一者予之以田而不予之以路。他日有事，此二曹之心，未可知也。」

清和四年，帝崩于崇德殿，年五十有八，在位二十有七年。太子章即位，是为睿宗孝成皇帝。